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进了杨浦区教学质量最好的市东中学。那时我们的家庭经济都不殷实，买一辆自行车上学是一种不行及的奢求。

　　我家住兰州路河间路口，每天正午都要从惠民路走回家就餐，单程近四十分钟。春秋两季尚可。冬天就够呛。寒风凛冽，从家到校，像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的叙事诗的标题那样——《酷寒，通红的鼻子》。

　　进入夏日，酷日当头，汗流浃背，热不胜言。有时遇到汛期，惠民路多处积水，只得涉水上学了。从家到校园统共有三处积水。一处是校门口，一处是江浦路到许昌路之间的路面，再一处便是河间路桥堍。

　　记住有一年八月大潮汛，黄浦江水倒灌杨树浦港（兰州路河），河水溢出，河间路桥堍至惠民路口的积水淹没到大腿根，大卡车通过，涌来的水波，几乎要将人掀倒。河一边是申新印染六厂（国棉三十一厂前身），印染车间的污水都排入河中；一边是棚户人家，杂乱无章的陋室边堆满煤渣和废物，河水浸泡，流起一条条像水蛇相同的黑水，长长的，恶臭刺鼻。

　　要上学，只好脱去松紧鞋，往腋间一夹，高卷裤管，书包顶在头上，一步一步挪着慢行。走出深水区，人也没剩多少力气了。

　　到了上海钢琴厂门口，又要涉水了。近怀德路路面有点低洼，积水没到小腿肚，水上漂浮着五颜六色的油花。

　　油花是从哪里来的？来自路两头堆积的几十台变压器。上海变压器厂库房有限，就把马路当成了库房。出厂的变压器都要用机油泵过，看看管道是否有裂缝，所以一浸水，少数的积油就流了出来。

　　到了许昌路就走出了积水区，双腿油腻腻的，没有清水冲刷，鞋也不能穿，心里很不是味道。

　　校门口的积水只到脚踝处。同学们涉水拥来，女同学慢吞吞趟水，漾起一圈圈水纹；男同学急吼吼跳着，四溅的水珠飞到周围同学的身上，惹来一阵诉苦。有的同学怕赤脚疼，没有脱鞋，进了校园，忙着倒鞋內的脏水，有的像舞蹈演员练功，大腿搁在洗手长槽前，拧开水龙头，哗啦啦冲了起来。忙乎了半响，走进教室，一节课已通过去了。

　　五十年弹指一挥间。我目击了惠民路两头改革开放以来的改变。民房拆的拆，企业搬的搬，建起了美丽的高级小区。河间路桥桥堍路面垫高了，铺上沥青混凝土，平整得没有一点凹凸。在惠民路和兰州路口，建起了水泵站，水患消除了，《涉水上学记》也存入杨浦回忆的档案里。杨树浦港进行了疏浚，拉直了曲折的河道，砌上了防汛墙。兰州路一条街上的兰馨花苑，樟树、青竹覆荫；玉兰、门生争芳，七里香的灌木丛圈起围墙，有时，我牵着小外孙，到小花园里坐坐，听听退休工人的吹拉弹唱，赏陶菊，看苏月，其乐无穷，俨然一处城市里的世外桃源。

　　在沿河的纺织厂旧址，矗起诗意栖居的长阳新苑住所群。我也住进了新房，每天清晨，在四楼瞭望一群白鸽围着杨浦法院和检察院的那杆红旗飞旋，一圈又一圈……此时，我模糊也腋间生翅，融入那群飞鸽，在这里惬意地翱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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